据媒体报道，目前，事件处置已进入尾声。净水器“流域水质逐步恢复正常”，这主要靠河流稀释自净。7月9日，贺州市委对贺州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黄强5人予以停职处理，贺州市市长以书面形式向公众致歉；7月10日，贺州市出动500多名警力，与环保、国土等部门联合执法，较顺利地取缔了贺江上游新村河两岸的数十家非法选矿作坊；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彭清华在7月11日的一个会议上，称贺江水污染事件“性质非常严重”，这起事件要查批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。贺州追责，根据的是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领导干部环境保护过错问责办法》。

    今年6月，最高法公布、实施了两高《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界定了严重污染环境的14项认定标准。两高的“解释”，降低了污染环境罪（含环境监管失职罪）的定罪量刑门槛。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中，至少有四项适用于贺州污染事件：1.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的；2.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；3.非法排放含重金属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、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的；4.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等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的。

    贺江之所以发现重度污染，是大量死鱼现象和居民报告，警示了水质监测预警系统，故而有“死鱼比环境监测站可靠”的说法，这一点都不夸张。这种预警不见警、机构如虚设的现象，实际上是一种罪，给予“取缔”或“全免”待遇都不为过。因为，虚设的机构无所作为，实际上等于“自我取缔”了。而预警监测人员的麻木无为和“不敬业”，究其根源，还在于法不责人，人对法无畏。

事故发生后，地方政府反复强调，之所以无法彻底地取缔贺江上游沿河的非法采选矿企业，有历史原因，并强调执法力量不足。记者听到许多“诉苦”，诸如缺钱、缺人、交通不便、执法难等，总之，理由无非是“不怨我”、“不是我的错”。可是，需问，那究竟是谁的错呢？

    2012年龙江河镉污染事件发生后，时任河池市金城江区环保局纪检组长兼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蓝群峰，和记者曾一起到涉嫌排污的企业金城江鸿泉立德粉材料厂查看现场，他解释说，执法人员认为他们确实没有生产，所以造成环保部门长时间对这家企业违法生产监管不到位。而后来的调查发现，蓝群峰收受其所监管辖区内一些污染源企业的财物，才是企业常年逃避环保监管的真正原因。试问，有此一个纪检兼监察官员，需要多少投入、多少人员、多高的技术，方可奏效于环保监管？

    环保投入中存在“低效症”，买来环保设备“睡大觉”，或采购设备时做手脚导致环保检测数据失真。环保造假与机构、设备虚设，这并非个别现象，但这不是罪根。我国10年投入4万亿真金白银，却换不来天蓝水甜人安宁，何故？答案是：权力腐败，法不责权。

    当年6月8日，广西环保厅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龙江河镉污染事件的处置信息，文中竟称该事件“是我国镉污染事件处置史上的一个奇迹”。一场由死鱼“举报”才发现的生态危机，竟也能作为政绩炫耀的机会，这确实是个奇迹——神奇的腐朽。不惊人的腐败一直存在，不惊人的“忽悠执法”一直忽悠，断子孙后路的“历史问题”自然长期无解。

    有人问，究竟要多痛的教训，才能让这种惊人的相似不再重现？其实，经验教训的条目并不多，只不过权力腐败和法律虚设这两者而已。过去因此两端而多发环境悲剧，今后只要此“两贼”犹在，同样的环境悲剧，一定会一再重演。